“对逝去的人来说，这里是灾难的终点，但对活着的人而言，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。”
“野人山”这个名字，在缅甸语中意指魔鬼的栖息之地。它是一片纵深超过200公里的原始密林，山峦起伏，树木葱茏，枝叶繁茂得几乎阻挡了所有阳光的照射。这里不仅有豺狼虎豹肆虐，还有瘴气肆虐和疟疾肆虐，令这片土地千百年来鲜有人迹。传说中，只有那些仍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的野蛮族群才敢在大山的边缘徘徊。
然而，80多年前，有42名年轻女兵随远征军闯入这座人间炼狱。她们的故事鲜有人知晓，甚至那些幸存者们也不愿触碰那段痛苦的回忆。直到2021年11月16日，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在安徽合肥辞世，这段悲壮的故事才重新浮出水面。
她的名字叫刘桂英，湖南长沙人。
展开剩余85%1920年，刘桂英出生的长沙，正经历着两件震撼全城的大事。
第一件，是春季爆发的罕见瘟疫，带走了大量无辜的生命。
第二件，发生在6月，湖南督军张敬尧横行霸道，暴虐百姓，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“驱张运动”。湘军领袖谭延闿和赵恒惕抓住时机，高举“救国救乡”的旗帜，率军攻入长沙，赶走了张敬尧。
“乱”这个字，完全不足以描绘那个动荡时代的长沙。无论是疾病还是战乱，苦难只降临在普通百姓头上。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外一个贫苦农家，自幼就生活在贫病交加中，父母唯一的期盼就是她能活下去。
三岁那年，长沙遭遇严重旱灾，农民无以为生，许多人被迫离弃家人。刘桂英的父母也深知难以养活她，只得将她留在太平街美孚洋行门前一户姓刘的打更人家中，并留下一张求收养的字条。
打更人家没有子女，虽生活清贫，却将刘桂英视若己出。在这个无血缘关系的家庭中，刘桂英第一次体会到亲情的温暖。
然而，这段温馨时光未能长久。她十岁那年，养父母相继病逝，令她再次成为孤儿。无家可归的她被邻居们送进长沙的贫女院——一所专门收留贫困女子的私立救助机构。
那个年代，弃婴和被遗弃的女孩数不胜数。长沙本地的几位女性教师自发筹款建立了这座孤儿院，教授她们文化知识和手工技艺，给她们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和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在那里，刘桂英结识了许多同样身世悲苦的姐妹。七年后，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，获得了第一份稳定工作。
正是在这一年，日军攻占岳阳，逼近长沙。战争来临之前，长沙爆发史无前例的大火，几乎全城被毁，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。目睹这些惨状的刘桂英痛哭流涕，对侵略者充满了愤恨，毅然决然地选择参军，成为新编22师野战医院的一名战地护士。
新编22师被誉为“虎师”，隶属第5军，是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，也是仅有的三支装备美国武器的师之一。部队中官兵大多是受过教育、具有技能的青年，许多还是在校学生。
那个年代，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？对18岁的刘桂英来说，她已无家可归，只有一个信念：没有国家，就没有未来。作为孤儿，她无牵无挂；作为爱国青年，她怀抱崇高理想。像她这样的年轻人，不计其数。
然而，她万万没想到，参军后接到的首个重要命令，将彻底改变她的一生。
1942年3月8日，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，切断了滇缅公路。
滇缅公路有多重要？
它是当时中国唯一通往国外的陆路运输通道。数据显示，公路建成后三年内，运输了超过45.2万吨的援华物资，占当时所有国际援助的绝大部分。为保卫这条生命线，10万远征军奉命出国抗战，其中就包括刘桂英所在的第5军。
从未离开过长沙的刘桂英，对东南亚知之甚少，也不了解出国抗战意味着什么。她只知道，离开祖国时，数十万边境百姓自发夹道欢送。
年轻士兵们斗志昂扬，头顶战机护航，前方坦克、炮车、弹药车和步兵运输车组成了钢铁长龙。他们满腔热血，高唱着远征军战歌：
“枪，在我们肩上，血，在我们胸膛。到缅甸去吧，走上国际的战场。”
远征军的首战在同古爆发。
新22师在同古以北遭遇日军，刘桂英作为野战医院护士，奋战前线抢救伤员。这里没有群众基础，也无民房掩护，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。飞机时常俯冲扫射，飞溅的子弹碎石击中她的身体。
这样的环境让刘桂英害怕，但她也深受感动。远征军士兵个个英勇无畏，重伤的老兵坚守岗位，年轻新兵受伤简单包扎后仍挺身上阵。
在男兵的激励下，女兵们也逐渐克服恐惧，纷纷请求奔赴一线抢救伤员。
远征军屡获胜利，战斗力大增，在滇缅战场声名远扬。然而关键时刻，英军掉链子，远征军陷入孤立，被日军重重包围。
1942年5月1日，日军占领曼德勒，中英联军全线崩溃，开始大规模撤退。
1942年5月9日，日军攻占密支那，包围腊戌，切断远征军回国的所有道路。
身陷绝境时，第5军军长杜聿明接到英军一条“无理”的建议：率军以“难民”身份进入印度，缴械投降，享受庇护。杜聿明宁死不屈，选择带领远征军绕行密支那北部，穿越胡康河谷返回国内。
胡康大峡谷位于缅甸最北端，北接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，东西被巍峨的横断山脉夹持，方圆百里无人区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山。
刘桂英回忆：“我们都知道野人山是一条死亡之路，但不进不行。日本人在后面追赶，我们中国人不能做日本人的俘虏，宁愿饿死在山上。”
然而，现实比想象的更残酷。
进入野人山前，刘桂英目睹了一幕永生难忘的景象：一片被大火烧毁的断壁残垣中，躺满了千余远征军伤员的遗骸。
野人山地势复杂，车辆无法通行，稀缺的骡马和担架大多被用来运送武器，无法分配给伤员。行动不便的伤员只能留在山外隐蔽，但他们都知道，如果不进入野人山，面对日军的搜捕，上千人根本无法生还。
千难万难之下，伤员们为了不拖累部队，也为了不沦为俘虏，毅然选择了自尽。
时任新22师前卫营65团连长邱仲岳在回忆录中写道：
“1500多名因战伤或重病无法随队长途跋涉的中华儿女，以生为中国人，死为中华鬼的气节，宁为烈士死，不做俘虏生，毅然自尽，含恨殉国！”
死者不愿拖累活着的人，而活着的人内心又是怎样的煎熬？后来进入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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